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如果从学术层面上考察，那么，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的近四分之一的世纪中，可以说出现了三代主峰，以钱钟书、杨周翰、季羡林、范存忠、贾植芳、李赋宁、陈嘉、方重诸位先生为代表，他们是经历了“文革”之后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第一代学者；以乐黛云、钱中文、饶?子、王智量、陈?、徐京安、倪蕊琴、廖鸿钧诸位先生为代表他们是推进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发展和繁荣的第二代学者；目前，在跨入新世纪的前夕，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第三代学者，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学人。在几代主峰之间，也都存在着许多过渡性的桥梁。前一代主峰学者的学术与精神正是通过这些学术桥梁，转达到了后一代的主峰层面上，承前开后，把学术推向新的巅峰。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发展的轨道相一致。它的前身“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创建于1981年，正是第一代学者们致力于复兴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产物。它被定着于北京大学，这正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与新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1985年，依据我国教育部的指示，北京大学把“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改建为具有独立建制的实体性的研究所，任命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毕业归国的乐黛云教授出任所长。不久，乐黛云教授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这一系列的文化事态，便成为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峰层面由第一代学者向第二代学者转移的标志。
自此以来的十五年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不仅在国内学术界而且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展。第一，我国大学中已经建立起了关于培养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的学术学位体系，由我国培养的（主要是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培养的）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专家，既在国内的学术界，而且也在欧洲、北美、东亚和澳洲广袤的学术领域内发挥着积极的学术作用；第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们撰写的学术著作，其研讨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所有的层面，并已经突破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等的藩篱，显示了以中国文化为教养的文化精神、文化观念和方法论特征。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具备了捕捉国际学术新趋势、回应各种学术文化新挑战的能力。其研究著作，不仅进入了中国大学的殿堂，而且已经在国际上被一些大学指定为“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课程的必读参考书，并且在国际性出版物的有价值的评比中夺得如“学术类金奖”等高层次奖项；第三，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积极参与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几乎所有的重大学术活动，并且成为其中重要的组织者。在世界各处的关于“比较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的主要论坛上，中国学者的声音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了，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国比较文学家不仅已经进入了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行列，而且已经成为构成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事业的重要的组织力量和学术力量了。
以第二代主峰层面的学者为主体，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学者们，竭尽全力，在和谐合作的文化氛围中，开凿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理解的通道，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目前，一批更加充满学术生命力的、更加具有学术智慧的年轻的学者，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正在逐渐构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三代主峰层面。在“比较诗学”、“文类学”、“主题学”、“类型学”、“形象学”、“译介学”、“阐述学”以及“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科学”，乃至“后现代理论”、“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等领域中，开拓进取，自成一家之言者已为数不少。这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向21世纪的新时代所展现的学术光彩。
对中国比较文学界来说，要保持并推进目前的学术势头，使第三代学术峰面能够创造比第二代时期更为辉煌的业绩，最根本的应该在于提升研究的理念。一个研究项目的完成，固然是对学术的一个贡献，但是，理念与思维的升华，将对学术的发展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中国比较文学界目前最重要的是，应该以相当的努力，确立以中国文化为学术基本点的“话语”背景，构筑能为国内外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理解的“文化语境”，推进理论研究与文本实证相互照应的多层面的原创性思维。
中国的比较文学家，一般来说，都具备两个国家以上的双重或多重的文化经验，都具有双语言或多语言的能力。这是开放的时代造就的中国学者的学术优势，当然这也是比较文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无论以何种语言文字从事学术，中国比较文学家都是从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发育长大的，这一母体文化无疑应当成为比较文学家学术话语的基本背景，成为构成他的“文化语境”的基本材料。对于一个中国的比较文学家来说，中国文化是他的学术生命的基础，也是他之所以能够立足于学术领域，特别是立足于国际学术界的最深刻的根源。对于正在形成学术峰面的第三代的年轻学者来说，当然应该更加充分地以必须的中国文化的养分自觉地来养育自己，然后才可能生发出对更加宽大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过去，有人讥笑比较文学是“搞不了中国文学，也搞不了外国文学的人”创造出来的“学术”。我想这种学术的悲哀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再用来评价我们新世纪的学者了。听说有一位知名度不低的比较文学家在解析《庄子》文中“尝与女登高山，履危石”一句时，竟然把文中的“女”解释为“女子”，又把“危石”解释为“危险的石头”。像这样的对中国古典的茫然，怎么能想像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新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家，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家，其次，他也应该是一个相对称的外国文学（文化）研究家，立足于这样的学术教养之上的中国比较文学家，才可能真正创造出他的学术天地来。
第三代学者面对学术文化的各种新课题，在确立自身学术理念的过程中，不应该忽视了推进理论研究与文本实证相互照应的多层面的原创性思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观念与方法等方面，已经在欧美比较文学界的一些经典性规范的基础上向前有了发展，一部分学者在实践中十分重视理论研究与文本实证的相互观照，从而获得丰富的原创性思维，他们在国内外所获得的学术声誉，正是来源于此种研究的成果；但是，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确有一些研究，仍然处在被人讥讽的“理论游戏”和“文本拼盘”的状态之中。有的研究者常常喜欢用一些不得其解的学术术语铺陈自己的论说，却从来也未曾思考过，当然也就未曾处理过构成自己理论框架的文学与文化运动的实际及其完整的文本。有些理论论著看起来是十分的艰涩或时髦，但是，一旦被真正解读，其内容却又显得十分的苍白和肤浅。其实，理论研究是智者的事业，只有那些真正深刻地把握了文学特征和文化运动的全貌，并有能力把它们提升到理性思维的范畴内加以阐述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从事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那种不认识法文当然也就没有读过法文文本的人，却在那里研究法国文化与中法关系，不认识德文当然也就没有读过德文文本的人，却在那里阐发德国哲学与中德关系，有人介绍某先生，说他只会说“你好，谢谢，再见”三句日本话，却已经写了三部中日文化比较著作了，听起来真是多少使人有些恐惧感了。一般说来，一个从未做过文本解读和诠释的学者，一个从未从事过本研究领域中基本材料整理的学者，他的原创性才思一定有限，况且，人们也可以从根本上怀疑他的理论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回首文化史学上一些理论家由于远离文化实际而造成理论的枯寂，留给我们的深思将是永久的。
另一方面，也有的学者常常喜欢把许多的未经筛选和提炼的“文本”互相拼凑在一起，以得出“何其相似乃尔”为学术的满足，我们要十分地警惕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爬行的文本主义”，他们在浅层次上拼凑文本，按儿童认字的方式来对照异同，从而进行所谓的“影响研究”，把比较文学研究变成人人都可以来尝一口的蛋糕。学术研究需要灵魂，没有足够的理论装备，没有深刻的学术思维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没有原创性思维的理性光芒，是做不了比较文学的。一个文献学家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文学家，但是，文献学家并不等于就是比较文学家，他们的区别是很大的。何况事实上造就一个文献学家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至于随便找几个文本来对照对照，那怎么可能就构成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呢！新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界拒绝此种学术垃圾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向新世纪的发展中需要努力的层面虽然很多，但是以科学的精神和务实的学风根除上述学术痼疾的各个侧面，则无疑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者，在理性的反省和科学的探索中，一定会真正成为中国文化通向世界，世界文化通向中国的学术桥梁，从而获得世界性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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